黄铭崇指出，商代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物品的交换为基础来达成。

治身必须善始善终，追求圣人境界。万物中，水最能体现道德之善：上善若水。

衡量人的上善有六条标准：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有所为而不妄为，顺乎自然。所以，当曾皙所言之志是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时，他竟然喟然叹息而充满向往道，表现在社会行为上是无为。

必须从小成大，从卑立高，从近至远。另一方面又是抽象之道的存在根本，本立而道生。[59]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》，第262页。

但我们不能以为帝国全无精神性可言，它至少有一个对内的精神整合过程。[66] 时殷弘：《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——司马相如〈难蜀父老〉及其他》，《文化纵横》2011年第4期。正如一位阐述天下体系的学者所言，‘天下所认定的世界是个在概念上已经完成的世界，是个已经完成了它的完整性结构的世界，它承诺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。孔子的天下观念，可以概括为：通过发扬文治，崇尚、施行德教，获得天下人的支持，远人自然慕义臣服。

[37] 班固：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，第3831页。这正是对上述困境的印证。

[71] 埃里克·沃格林：《秩序与历史·天下时代》，第219页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？恭敬、忠信等品质，可以用仁义来概括。相反，夷狄却必须通过华夏的评判来完成对自己身份与形象的更新、重塑。概而言之，夷狄进于中国，靠的是感化（虽然感化一度流于利诱），这个过程是长期的，且最终仍需被华夏认定。

这时，华夏作为一个相对于夷狄而言的文明共同体，应当作出表率。[44] 班固：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，第3743页。王者与霸者、安者、危者、亡者这四类人的区别，在于他的爱有没有绝对的边际。[41]又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帝喾高辛普施利物，不于其身。

汉昭帝时，参加盐铁之议的贤良文学，多次征引董仲舒的观点以证己说，其中一处说：孔子曰：‘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身处匈奴屡次犯边的时局，董仲舒曾提出，一方面应该对匈奴施以厚利，另一方面也要与之共盟于天：义动君子，利动贪人，如匈奴者，非可以仁义说也，独可说以厚利，结之于天耳。

王者必须受天命且有崇高的德行，如此才能在实现天下太平之后制礼作乐[2]。[34]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俞序》，第160页。

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，非王者孰能当是？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320~321页。这些教条，本是《春秋》所记载的事理。因而太平之世仍然需要华夏与夷狄的交往。该结构将以这样一种形态展现：天—王通过王者受天命、参天道来贯通，而王—民则成为一种以金钱换取认同的交易关系。[19]这样，就不能把天下理解为一个既定的地理空间，而是应当看到，只有王者用心教化，移风易俗，其德行被及四海，四方之民衷心归附，天下才算真正形成。所谓仁义并不适用于匈奴，汉王朝只能以金钱维持华夷关系，并且通过质其爱子以牵制匈奴云云，都与王者教化的思想相去甚远。

王者正是在这样一个与天下之人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。然而一旦《春秋》成为一部政治法典，事理就会脱离其所在的时空，成为天下之规矩六律[54]。

在这一阶段，王者首先要治理京师的大恶，以正自身，进而治京师的小恶和诸夏的大恶。[61]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循天之道》，第449页、450页。

按董仲舒的阐释，凭道德获得天下人的支持，是仁义以服之[12]。[24]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仁义法》，第246~247页。

以上讨论说明，只要在现成的框架——比如理念世界、经验世界——内寻找认同的基础，这个框架所不具备的某种要素就足以限定这个框架的适用性，以致于神圣的理念世界、世俗的经验世界均无法表述天下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：仁义价值是否具有普适性？ 孔子曾乐观地以为包括恭敬、忠信在内的仁义价值可以通用于蛮貊之邦，孟子则指出只要国君施行仁政，邻国之民就可以对这个国君仰之若父母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董仲舒也设想过一种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[53]的祥和景象。班固对董仲舒的批评切中肯綮。董仲舒和何休继承了时段+致治的解释模式。

王充反对用符瑞象征太平，认为太平以治定为效，百姓以安乐为符（黄晖：《论衡校释·宣汉》，第815页）。[36] 陈苏镇：《〈春秋〉与汉道：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》，第179页。

若把商鞅的论述与董仲舒的理念放到同一界面，这种功利主义就不仅是对董仲舒正其道不谋其利，修其理不急其功[59]的纠偏，而且在根本上质疑了仁义价值的普适性。（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0页、22页）。

参见何晏集解，皇侃疏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85页。这样一个意义载体，是对帝国式的无限扩张但缺乏精神意义的权力组织[71]的超越。

美不能黄，则四方不能往。[21] 引自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12页。因为对于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[44]的人来说，一旦无法满足其欲望，所谓的认同、太平都将不复存在。俞可平：《论帝国的兴衰》，《山西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1期。

但是，在经验世界内部洞察天所透露的讯息，也只是身居华夏的帝王之职事。面对夷狄的无已之诈，王者以仁义治天下就是对夷狄施以厚利，这就势必带来中国自身物力财力的长久损耗。

反过来说，天下不和平则是王者的失职，说明王者并未把仁义理念落到实处。秦汉的帝王与儒家理想中的王者相差甚远。

故善克者不战，善战者不师，善师者不阵。故曰：天覆无外，地载兼爱，风行令而一其威，雨布施而均其德。